追根溯源，调休的出现是源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逐渐超过物质需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休假和探亲的需要，并通过假日经济拉动市场消费，1999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调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假日各3天，与前后周末拼接形成3个连续7天的长假。

2008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改为短假期，共3天，并设立了清明、端午、中秋3个短假期，放假总时间也由10天变为11天。

但由于近年来，有更多的人开始对调休“凑假”的模式不满，大家表示调休放假并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反而令人感到更加疲惫，纷纷呼吁取消调休。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在2023年10月25日发布的“2024年放假安排的五大突出亮点”中进行回应。

国家发改委表示，“总体而言，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是不得不调。”如果不做调休，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现部分节假日与双休日之间间隔1个工作日、造成节假日“碎片化”等情况。调休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下，为避免节假日“碎片化”所做出的有效政策安排。

可见，调休制度是我国在个人、经济、地方等多重条件下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综合考量结果。然而，如今调休反对的浪潮如此之高，归其原因在于二十多年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有了更高的期待，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调休制度与个体切身感受之间的温差愈来愈大。

比如，多数人会选择在假期出行，但是节假日车票难买、交通拥堵、酒店涨价、景区人山人海等现象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人们的出行体验只能说是“人在囧途”。匆忙赶路旅行结束后还要连上6天班，实在令人疲惫不堪。

再比如，对于单休或者轮休的人来说，假期前后周末都调休的话，极有可能前后都要连上十天以上的班，就算中间在家里连休息五天，身体也吃不消，更别提还有出行计划的人，更是无法休息。

在调休制度下，扎堆旅行没有幸福感，前后凑假更使得正常的生活被打破，反对调休的声音自然越来越多。

增加公共假期

澎湃新闻认为，假期调休难题的破题之道，或许是改变现有的节假日总量，尽可能增加公共假期天数。

我国的公共假期总量一直在稳定增加。无论周末双休，还是把清明、端午、中秋确定为法定节日等，都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休假权的呵护。但一个毋庸讳言的现实是，无论是周末双休，还是带薪休假，在很多单位和企业里，落实程度都难以让人满意。

适当增加公共假期天数，可以从整体上增加国民福利，让民众更好地休养身心、拥抱“诗和远方”。

带薪休假制度真正落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声，我国现行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11天，周末休息104天，带薪休假5～15天，总假期天数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专家指出，“之所以大家仍然觉得假期不够、获得感不强，主要还是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带薪年休假制度不能原地空转，落实好这一制度安排，势在必行。

一地一策探索增加公共假日

新京报评论员杨劲松认为，在全国统一的公共假日基础上，也可以一地一策地探索增加公共假日存量的可能性。可供参照的是，当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

比如，西藏的“藏历新年”和“雪顿节”，广西的“三月三”，还有云南、新疆、内蒙古、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公共假日。今年，四川凉山的“民族团结进步节”“火把节”“州庆”和“彝历新年”，合计甚至有16天。

因此，在考虑增加全国统一公共假日数量的同时，如能将《办法》规定有所扩展，使得我国更多地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增加其独有的地方性公共假日，无疑将有效缓解当前统一休假时间和空间的聚焦效应，推动旅游消费的健康发展。

说到底，调休的重点是“休”而不是“调”，既想利用5天假期刺激旅游消费，又不想减少人均劳动时长，“既要又要”只会使反对的声音愈演愈烈。人们的诉求只是想获得更多实在的假期与休假机会，不论是落实带薪休假还是增加公共假期，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希望优化调休制度的呼声能够得到重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